金雁：我终于走过了1960
金雁：我终于走过了1960
关于1960年，历史学家已有大量的权威性论著，但我想每个个体都有自己不同的体验。
“我的1960年”就是从一个六岁的城里儿童的视角折射出当时时代的背景。其实关于1960年的很多记忆我都已经模糊，但好在父亲的日记比较完整，可以帮助我“复原”那段已经淡忘的岁月。
失败的“生产自救”
1960年我六岁，刚刚上小学一年级，我们上的是“保小”（保育院+小学），是那种全托的住校生。按说这种干部子弟学校已经算有特殊待遇的，比平民的条件好多了。
可是那个年月也不过如此：我只记得学校的伙食十分糟糕，经常早上是一小碗杂豆稀饭，中午是一碗烂糊面，晚上有半块被热过几次泡得软塌塌的玉米发糕，虽然极端难吃但尚能果腹。我们都指望星期日回家能改善一下。
那时候我父母在中央第二中级党校（也就是后来的“西北局党校”）工作。
当时一般的双职工家庭除了礼拜日平时都在食堂吃饭，大食堂的饭菜和我们学校小食堂的饭菜没什么两样，都是“瓜菜代”，一碗里我数出来最多时是十一根面条，最少的时候只有四根，所以星期日自己动手的“家庭餐”往往是最令人期待的“大事”。
母亲终归会想出一些办法来，以满足我们永远填不满的胃，比如三月份吃榆钱饭、五月份吃槐花饭、六月份吃麦粒饭，或者南瓜饭、“双蒸饭”什么的。经常是星期一刚过，我就开始“回家倒计时”了。
我也曾帮助大人采购食品，拿着购物本和票证到处排队，那时候是“短缺经济”，所有的食品都是定量凭票供应。小寨食品店对我们是最有诱惑力的地方，后来商店里也出现了一些不凭本凭票的“高价食品”，贵得令人咋舌。
我翻看父亲的日记知道，江米条是七元一斤，水果糖八元一斤，糕点九元一斤，而那时的人均月收入还不到十元，橱窗里令人垂涎欲滴的食品对我们而言也只能望梅止渴罢了。
弟弟还敢嘬着手指嘟囔两句，我连想都不敢想，知道这种“高价”食品是拿来看的不是拿来吃的，即便嚷嚷着要，也只会遭到大人的一顿训斥。
那时单位为了解决粮食问题，允许职工在房前屋后空闲地开荒种菜，饲养家禽，大家都热火朝天地投入生产自救。虽然按大人人数平均只分得一二分地，面积有限，但是为了决定种什么，我们家里还专门进行过一番“论证”。
我们还小，实际上是大人说了算。父亲的论据很充分：第一，我们都缺少油水，应该种一点油料作物，芝麻最合适；第二，块茎作物的产量高，吃了又很容易产生“饱腹感”，可以种土豆。
农活不等人，全家立即行动起来，每个星期日我们都要到那一小块“自留地”里劳作，从小小的秧苗里我们似乎看见了热腾腾的蒸土豆蘸白糖、焦黄的芝麻烙饼。
忙活了好几个月，到了收获季节，不知是大人疏于管理还是书生坐而论道不懂农活，没有考虑到土壤、气候以及作物的适应性，反正我们家种的庄稼明显比别家的差。别人又是筐又是麻袋地忙碌在收获的喜悦中，有人种的南瓜大到两个小孩都抬不起来。
后勤处专门在办公院的空地上放了一个大台秤，让大家过磅，并记录下来。我们兄妹三人拿着面口袋去挖土豆，结果挖出的土豆们大都只有扣子大小，果实和种子的比例大约是1∶1，总共收获了大约一碗土豆；芝麻的收成稍强一些，也好不到哪去，有大半簸箕。
回家的路上因为不好意思，也羞于过秤，怕别人问起收成怎样，我们捡了几块石头装在面口袋里以充分量。很多年以后，这一次“生产自救”的经历成了我们时常提起的笑料。
先过“两关”
1960年冬天母亲到临潼县零口公社搞整社整风，寒假期间不上学，怕我们兄妹三人在家里打架，父亲一人照顾不过来，决定在我们三人中带一个去乡下。
我们都觉得能到一个新鲜的环境里定会其乐无穷，就拼命地讲述自己的优点，好证明自己是最合适的人选。哥哥和弟弟都做了一大堆的保证，一副痛改前非的样子，表现得极为诚恳，却没有得到两位大人的首肯。
我突然想起母亲曾向父亲说过，那里的食堂没有主食，经常吃不饱，浮肿现象很普遍，就讲了一个在哥哥弟弟看来简直毫无说服力的理由：“我吃得最少，饿了也不会要吃的。”没想到凭这一句话，立刻“通过审核”，我胜出成为最佳人选。
去之前母亲唯恐我把农村想得过于浪漫，不停地给我打预防针，说那里有多艰苦多困难，环境有多么糟糕，没有自来水、没有电、没有冲水的厕所，所有这些都没能降低我对将要换一个环境的渴望和新鲜感。我装了一本书，拿了一身换洗的内衣，穿着我的小棉猴儿满怀喜悦地随妈妈下乡去了。
1960
到了零口公社第三生产队（所有这些具体时间地点我都是在父亲的日记中查到的）母亲所在的驻队房东家，农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出我的想象，几乎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。
院子里有两排破烂的土坯房，房东一家住北屋，我和妈妈住在小一点的南屋，一进门有一张桌子，我事后才知道这是为了方便妈妈写字从生产队搬来的；靠右手有一盘土炕，炕上摆着两个手绘的炕柜，有一个小炕桌，左边地上堆着麦草和一些农具，就是全部了。初见底层带来的惊愕让我感到很大的不适应。
到了农村要过的最重要的一关，就是忍受饥饿。原本我想农村的饭菜再差，也差不过我们小学，那么难吃的饭菜我都咽下去了。结果远远不是我想象的那样。
“饭”倒不难吃，就是量不够，所谓“饭”只有一种，就是玉米糊糊。当时农村还在吃食堂，家里没有多余的粮食，在食堂打饭吃，一人一碗玉米糊糊，桌子上放着一碟盐，拿筷子蘸一点往碗里搅一搅，喝下去就是一餐。
可以在食堂吃，也可以端回家里吃，有不少人家拿个瓦罐提溜回去再掺和点野菜什么的，可以多抵挡一阵子。我们因为自己不起火，只能吃队里食堂的那点东西。
通常妈妈早上给我端回来半碗糊糊留在炕桌上就去忙了，她也从不叫醒我，可能想着多睡觉就可以少饿肚子。那半碗“吃食”每次都像是不留痕迹地“穿肚而过”。
刚开始时，玉米糊糊还稠些，喝了还能顶一阵子，后来天气越冷糊糊越稀，正应了那句“饥屁、冷尿、热瞌睡”的俗语，半碗糊糊到肚里，两个屁一泡尿就什么也没有了。
我记着自己向父母的许诺——“饿了也不要吃的”，估计就是我要妈妈也没处找，因为我看见妈妈的两条腿肿得铮明瓦亮，一按一个坑，这可能就是大人说的“浮肿”吧。
我饿得像冬天无处觅食的小兔子，往往是早饭刚过，就溜下炕在荒野的地里到处乱转，指望能找到什么填肚子的东西——被虫子吃了一半干瘪的酸枣、枯树枝上的野果子、野草根根、被人扒过几遍冻土里剩下的萝卜头，我都往嘴里塞。
第二关是适应农村的气候。按理说临潼和西安都属于关中平原，两者相距不过几十里远，气候应该没有明显的变化，但不知怎么的，我感到乡下的冬天格外冷。也许是农村除了火炕没有其他的取暖方式，也许是空旷处显得格外风寒，我穿着毛衣、毛裤、棉鞋，外面还套着一个带帽子的棉猴儿，仍然冻得缩手缩脚。
我属于末梢神经不好的人，即使大夏天也手脚冰凉，在这样的天气里手脚就更像冰坨子。屋里的窗纸上破了一个小洞，就感觉北风呼呼地往里灌，妈妈说，这就叫“针尖大的眼，斗大的风”。我们睡的火炕只能说不冰凉而已，晚上脱了衣服进被窝时需要咬咬牙才能钻进去，早晨也要鼓足勇气才能从被窝里爬出来。
就这三关已经让我后悔不迭了，与我所期盼的新鲜浪漫一点也不一样，想想在家里和哥哥弟弟抢小人书打架也是一种甜蜜的感觉，要不这会儿都听到“小喇叭”熟悉的“嗒滴嗒—嗒—嗒”的广播前奏，听到孙敬修爷爷讲故事了。但是显然后悔也没用，一时半会儿是无法回去的，谁让我自告奋勇地要来呢？
偷吃点心
有一天早上醒来，我怕冷赖在被窝里不愿起床，眼睛望着顶棚发呆，突然看见顶棚上吊着一个不大的篮子。我纳闷道：怎么以前就没发现呢？那里面装的是什么呢？
我穿戴整齐以后，踮着脚怎么够也够不着，站在炕桌上还是够不到，把妈妈和我的被子摞在炕桌上再爬上去，手能够摸到篮子的底部，但仍然摸不到篮子里面。我四处张望，好像只有炕柜可以利用。
我费劲巴拉地把炕柜移到中间，把炕桌摆在炕柜的旁边，再把被子放在炕桌的旁边，这样就形成了三个阶梯。等我把篮子拿下来，发现里面有一个熟悉而整齐的食品包，上面盖着“小寨商场”的印标。
我小心翼翼地解开纸绳，看见了小寨食品店橱窗里的那种高价点心，就是我曾经认为只能看不能吃的高级点心，一共八块，每一种都不同。有酥皮的，有像月饼一样硬皮的，有鸡蛋糕、萨其马，还有裹着一层白糖的叫不上名字的好吃东西，散发着一股诱人的甜香味，馋得我直咽口水。
我摸摸点心，舔舔手指头，确定这不是我应该吃的，就把它原样捆绑起来。但是实在心里痒痒难忍，就在脑子不清醒的状态下又打开点心包，掰了一小块鸡蛋糕后飞快地把它放回原处。我像做贼似的跑到野地里三两口吃完了鸡蛋糕，心里惴惴不安地四下张望，生怕被人发现了。
自从我知道屋顶上吊着一篮点心的那一天，我整个人都是恍惚的，和改改玩的时候也显得心不在焉。心里就像有两个我在打架：一个在说，假装不知道，假装那点心从来就没有过；一个在说，吃一点点，妈妈看不出来的，只吃一次以后就再也不吃。
第二天妈妈一走，我就赶快像前一天一样登高取下点心，掰下来一块后又原样包好挂起来。到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听到妈妈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好像谁动了这炕柜？”我转过脸去假装睡着了。
以后每天我都会动作熟练地来这么一个回合，逃到野地把点心吃完再回来。我也曾想，要不要掰一点给改改和噗吃，改改还给过我红薯干呢，但始终没有行动。
只是有一次，我掰了一小块点心准备出门的时候，听到北屋里噗在哭。我进门一看，改改不在屋里，噗挣脱了裹身子的被子，光屁股爬到了炕沿。我把噗抱回炕中央，给被子重新压好砖头，他仍然咧着小嘴哭个不停。
我在手指上蘸了一点点心馅儿，搁在噗的嘴里，他立即停止了哭泣，攥着我的手指使劲地吮吸着，他刚长出的四个小牙啃得我的手指好痒痒。但我怕叫改改撞见，看见我手里的东西，就赶快逃走了。
我觉得没吃几回，等到一天早上起来再解开点心包的时候，发现八块点心已经全让我一小块一小块地掰完了，我才感觉犯了错误。我并没有想把它们吃光，应该给妈妈留一点的。
后来我明白这就和猪八戒吃西瓜的心态一样，不到吃完是不会结束的，就又没有心理负担地恢复了往日和改改的游戏。直到有一天天气特别冷，妈妈因为工作耽误了晚饭，她回到家里说，要让我看一样好东西。
等她伸手去拿那个筐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大事不好了，闭上眼睛不敢看那个纸包打开的结果。我低着头向妈妈承认，点心是我吃了。我已经不记得那一夜是怎么过去的。多少年后，我问起妈妈当时对我偷吃点心生不生气时，她竟然说，不记得有这么一回事了。
我后来知道，那几年大饥荒中陕西是全国各省（直辖市除外）中情况最好的，饿死人最少。后来我们家下放到甘肃，得知那里当年就惨了，而且有大量妇女逃到陕西与人同居求活。
饥荒后其中不少人又跑回来，遗留下严重社会问题，以至于“走过陕西的”妇女成为当地人人皆知的社会现象。不过这也说明当时陕西确是中国的福地。而临潼所在的关中平原又是陕西最好的地方。。。。。
春节前夕，妈妈叫一个返回西安的叔叔把我带回家去。后来我在父亲的日记中看到当天只有一句话：“金雁从临潼回来了，满身都是虱子。”
我的1960年就这样过去了。
本文编选自她的新书《雁过留声——我的青葱岁月》。金雁老师，她是一个火热的发光体，透过纸面能让人感受到春阳煦煦，天地、周遭一切都是明亮的。
她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，对苏联和东欧的历史与社会转型问题有深刻而独到的研究，对中国而言具有相当的前瞻性。但其重要性至今仍未被学界充分认识到。而且她与秦晖老师相濡以沫、同甘共苦，在清贫与寂寞中保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和独立。
在新书《雁过留声》中，金雁老师回首青春岁月，再现一段历史中鲜活的人与事！令人唏嘘的故事，果敢顽强的人生态度，以及独立深刻的反思，都伴随着金雁老师的笔触一点一点地呈现。
正如有些读者所言：“本来是奔着秦晖老爹的黑料去的，读罢却被糊了一口的狗粮。” 话虽如此，仍然为他们充满曲折、幽默、诙谐、温暖而生动的生活感到开心不已。有幸拿到亲笔签名，抢先发售。识别下图二维码，即可一键收藏。（注：还可在规格中选购秦晖老师四书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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